1939年三个叛徒带2000人投靠汤恩伯后下场如何?

1940年12月,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发生一起严重的“叛变事件”。事件根源是,发家于淮上的豫皖苏边区的保安司令耿蕴斋伙同六旅十七团团长刘子仁,以及十八团团长吴信荣,带着两个团共计两千多人叛变了!

此次叛变事件,被称为“耿、吴、刘事件”,他们三人积极、消极抗日,头康将领汤恩伯一事,一经传播,举国上下的抗日决心都松动了。

这起严重的政治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恶劣影响,司令、团长可都是团级干部,既然都做到中级干部的位置了,他们叛变事由又是什么?

莫非他们叛变能得到什么天大的好处?否则为什么要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去当这个“亡国奴”?

有人可能会想,这“耿、吴、刘”三人都已经是军中的“中流砥柱“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先聊聊耿蕴斋此人,他其实并非根正苗红的新四军。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是安徽省萧县区的一个区长。日军攻破萧县之后,耿蕴斋被时运所迫,不得不另立山头拉起队伍抗日,后来才被编入新四军第六支队成为三总队的队长。

1940年,他服从组织安排去了豫皖苏边区,成为保安司令领导当地的地方武装。但后来时局变了,因为组织需要他手下两个团被编入了八路军第四纵队的特务团。换而言之,就是给了他名义,却把他手下的兵弄得只剩下400余人。

耿蕴斋从区长沦落至此,心怀不满认为八路军“夺他实权”。他总觉得八路军这是“明升暗降”,顽固派抓住时机又总是游说他“弃暗投明”。

他最终决定走上叛变这条路,手里只给他留下400人,其实只是压死耿蕴斋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心里其实一直有根刺,打从心里都不认同自己。1939年,耿蕴斋所在的苏鲁豫边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干校青训班,在进行学员毕业分配的时候,发现有些学员有严重思想问题,为了肃清“反动分子”,湖边地委组织部开始“肃清活动”,史称“肃托事件”。

耿蕴斋其实就是这次“肃托事件”的受害者之一,被开除党籍。虽然这次事件后来得到了及时更正,但事件对耿蕴斋影响极大。

即便后来恢复了他的党籍,但在日军占领萧县后,他还是被迫“灰溜溜”地回到了老家。他总觉得他在没有归宿,虽然在当今看来这是“无端臆想”,只可惜他身在此山中,不解其意。

仅凭耿蕴斋一人其实不足为患,但他也明白:他自己手上那些兵,无异于秋后的蚂蚱,跟新四军斗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迟早要败下阵来。

既然要叛变,又何必在乎是不是罪加一等?不如把事情闹大,于是他动了歪心思,把吴信荣和刘子仁都拉下马了。

吴信容和耿蕴斋都曾是萧县的地方民团武装部队,后来被红四军吸纳。两个人在经历上也很相似,当时红四军6旅旅长谭友林被调往延安,吴信容以为旅长职位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却没想到横空出世一个老红军饶子健,“顶替”他成了旅长。妒火中烧的他这才选择和耿蕴斋狼狈为奸。

至于刘子仁,他其实是这个组织里的意外。当时新四军已经察觉到了吴信容和耿蕴斋的阴谋,就派出6旅17团团长刘子仁去请他们俩人吃“鸿门宴”。

为什么选中刘子仁,这是因为刘子仁也是地方武装出身,他是永城县保安大队的队长,因为表现优异才被吸纳入党。

但新四军没有料到,刘子仁本人“阳奉阴违”,他早就看不惯6旅17团里面的老红军了,他每天和老红军呆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好都没学到,总觉得自己被他们当成了外人。

12月10日晚,17团驻地下令让刘子仁宴请耿、吴二人,以曲线救国的方式挽回这俩“思想动摇”的革命者。谁知刘子仁阳奉阴违,趁组织不备,在请柬里附上了一封密信,偷偷告密耿、吴二人,说:“这是阴谋,千万不能来。”

这还不算完,他们三人还联合起来策划了叛变,在11日傍晚就把17团的团政委蔡永、副团长周大灿、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等40多名干部秘密羁。

到了既定的12日,饭局已经准备就绪,刘子仁驻地不仅没等到耿蕴斋和吴信容,连刘子仁也不见踪影!新四军将领吴芝圃最先察觉事情不妙,但也已经为时已晚。他回过神来已经收到了对方发来的“劝降信”:“耿、吴已把我们的干部全部扣留,现已派骑兵带三挺机枪来武装请你去。”

相信刘子仁的吴芝圃立刻单身匹马地闯到了对方部队,耿、吴两人早就听说了吴芝圃的声明,真见到他人了,反而不敢轻举妄动了。生擒吴芝圃之后,并未对他下狠手,只是把他软禁了起来。

但吴芝圃此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三个“地方”出身的人怎么能困住他?他想方设法离开了软禁的地方,但是和他一起被耿、吴套牢的17团包括副团长周大灿、组织股长盖卓如、团政治处主任糜云辉、特派员温治平、干事杜豪杰在内的六七十名干部,却被杀害了。

当时17团政治委员蔡永,计划带领着被关押的其他干部,意图一把夺取了“叛变部队”手里的机枪之后,夺门而出完成一次精准的“反围剿”。

却不料敌方太过凶残,耿、吴“叛军”迅速控制了这些人,这些人是刘子仁当成他“投递”的绊脚石,正因为他们六七十人个个都是的忠实跟随者,而对于员来说:“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叛。”

他们坚决不会允许队伍里出现叛徒,所以刘子仁在吴芝圃逃走后,为避免引起更大骚乱,毫不犹豫地处决了其他干部。

17团政治委员蔡永在暴动中侥幸存活,却也身负重伤。只能眼睁睁看着耿、吴、刘三人带着两千多叛军“逃之夭夭”。

豫皖苏边区得到叛逃消息时,悲痛不已,却还是想要力挽狂澜,看能不能让叛军“放下屠刀”。

我方几次三番地去做耿、吴、刘叛军的思想活动,堆放却像茅房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软的不吃,我们就跟他来硬的。

但也不能“贸然动手”,一来,几乎被团灭的17团,和刘子仁都是萧县人,17团和刘子仁率领的部队同属一个派系,刘子仁带部队走的时候,带走了部队的迫击炮和重机枪以及大量弹药。

负责反攻的六旅16团除了在夜袭17团时取得了成功,其他的叛军部队都被挡了回去。

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是刘子仁的上级,他对刘子仁叛逃的事情要负关键责任。彭雪枫向来秉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刘子仁背叛之后,当地的民心都恐慌了。

四个县的基层政权也都反水,彭雪枫为了出这口恶气,提出了: “坚决打刘,孤立耿,争取吴”的方针打击耿吴刘三人叛徒。

但这种方针并未挽回败局,汤恩伯看准时机率领31集团十万大军,力破新四军第四师部下的天罗地网。第四十被迫退出豫皖苏边区,退到路东。

我们先来回顾时局,1941年已经出现褪势,内部出现了“贪污犯”和“官官相护”的不好风气,为了能让看起来风光无限,他们只能到处分发委任状。

但凡是有点名气的人,都想收为己用。这才有了1941年3月,汤恩伯密会叛徒耿蕴斋、刘子仁。

耿蕴斋如愿成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支队第一纵队的少将司令,刘子仁摇身一变成为一纵队副司令兼二支队司令,吴信容则担当三支队司令的官职。

耿蕴斋背叛后,虽然当上了司令,却被贬到了外地。许多年都抑郁不得志,手里没兵没权,只有表面光鲜。

抗战即将胜利之时,耿蕴斋还想当“叛军”,他预判了的胜利之后,立刻带着妻子儿女逃回了解放区,还给党组织递交了满是忏悔的投名状。

虽然不耻他这种投机行为,但我们不会伤害任何一个有过黑历史的人,所以吸纳了耿蕴斋的儿女,成为的血液。他的儿女后来也在革命事业中完成了自我成就。

耿蕴斋1962年去世,去世前他常常念叨:“不该投机倒把,最后悔的就是背叛党,背叛人民。”

耿蕴斋好歹有个安稳的晚年,吴信荣却显然没有这么幸运。吴信荣背叛之后,不肯忍受人异样的眼光,又再次投靠了日伪军队。

给日本人干活的吴信荣,坏事做尽,谋杀同胞的他在1942年突然得了怪病,死在军中。

刘子仁作为“耿吴刘叛乱事件”的主谋,果然没有“辜负”大家。他不满自己只在当挂名司令,觉得不过瘾。1944年投靠了汉奸张岚峰,但他也没想到,这次投靠没看准时机,没多久抗日战争就迎来了胜利。

抗战胜利后,刘子仁看准了和势必要分庭抗礼,他就重新投靠了蒋介石,拿到了54师师长,还混上了少将军的军衔,正当他得意洋洋的时候,他没意识到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1945年到1949年,刘子仁虽然一直顶着少将的名气,但一直没改“有奶便是娘”的恶劣本性,本以为他会陪着守到最后,却没想到他在1949年年底的时候,又再次带着军127军309师少将师长的名气,投靠了。

刘子仁投靠之后,因为他的出身,被原豫皖苏边区的抗日区长王炜检举揭发他曾多次“投机倒把”,虽然他一副洗心革面的样子,但还是在1951年已经转业到地方的时候,被捕入狱了。

所谓无巧不成书,逮捕刘子仁的正是当年从刘子仁手里逃脱,侥幸留下一命的吴芝圃。只不过,彼时吴芝圃已经是河南省省长了,而他刘子仁则是一个阶下囚。

1951年3月7日,刘子仁和他手下最得力的特务连长吴某,在得到审判之后,被终结了生命。

虽然刘子仁不仁不义,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但他和耿蕴斋都应该庆幸,他们的儿女并未受牵连。

至此、耿吴刘三人起义落下帷幕,这出大戏也是新四军六支队的“奇耻大辱”。四个地方纵队只有张爱萍的四纵队发展成了新四军九旅,其余几个纵队,都跟着耿蕴斋、吴信荣和刘子仁这三个人投靠敌军,造成整个根据地受到重创!

各中原因,虽然如今已经得到了全方位的解析,但我们还是应该以史为鉴,只有看得懂哪条路是康庄大道,才能收获最终的幸福。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